1937年底，日寇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战时的重庆，对命运多舛、生死关口的中华民族来说甚为重要，而对徐悲鸿来讲，这里是他众多鼓舞民众的现实主义力作的诞生地。

　　徐悲鸿所立艺术科课程宗旨包括：“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养成中学及师范学院之各种艺术师资”“养成艺术批评及宣导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这显然是一种美术师范教育的主张，因此受教于他的学生们日后大多以教育为职业，艺术实践上一专多能。这个时期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就读的学生共20余人，深得悲鸿先生教诲者，比如李斛与宗其香，都是继承发扬老师中西相融的实践者，他们采西画写生之法，运用中国纸墨工具，表现明暗光影，这些实践实为中国画的创举。因之此后徐悲鸿筹备中国美术学院、重组国立北平艺专、建立中央美院时的工作中，这批精英都是构建徐氏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绘画的主力军。他们推动并促进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向前，成为20世纪中国画坛繁荣发展的引领者。

　　在协助徐悲鸿于盘溪石家花园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的岁月里，廖静文对这位备尝艰难苦难而坚持对为人生而艺术的先生钦佩有加，由同情而生爱慕，几年中对他照顾有加。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二人终于同路携手相行，在重庆中苏友好文化协会礼堂结为伉俪，由郭沫若、沈钧儒主持证婚。

　　抗战期间，徐悲鸿在西南的生活并不宽裕，所作之画，除了为抗日筹资，同时，他还以画笔代利剑，用艺术鼓舞大众。在战时的渝地，徐悲鸿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巅峰，先后完成了300余幅创作，也使重庆成为民间收藏徐悲鸿作品的“富集之地”。

　　这一时期，徐悲鸿的创作题材偏向于现实生活中的底层人民。《巴之贫妇》，取材于除夕夜，他下课后在嘉陵江边所见身背竹篓、衣衫褴褛、步伐蹒跚的拾荒老妪；而《巴人汲水》也是他每天上下课的路上常能观到的场景，徐悲鸿还将自己画进了图中。

　　1946年夏日，徐悲鸿离开重庆时完成了他艺术人生的蜕变，山城岁月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廖静文曾回忆道：“悲鸿直到逝世前仍在深情地回顾重庆岁月，他在许多作品上题‘在化龙桥’‘作于渝州’‘写在盘溪’等字款，以示他的眷恋之情。”他们给儿子取名“庆平”，“庆”字便取自“重庆”，为的是纪念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者系徐悲鸿先生的孙子。此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