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博物院所藏的42万件文物中，瓷器藏品占了一半，多达20多万件。而在瓷器中盛行于元明两朝的梅瓶，向来备受人们瞩目，其中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便是镇馆之宝之一，于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梅影留存 贵族陪葬品

　　1957年3月，在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被当地村民叫作“娘娘坟”的土包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47件文物，这件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即是其中的一件。

　　根据墓志，考古人员确认墓主人为明成祖朱棣的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宋琥是明朝开国大将宋晟的儿子。洪熙元年（1425年），宋琥被礼部尚书以不恭之罪弹劾，从而失去了爵位和俸禄。据墓志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宋琥卒，正统八年（1443年），安成公主卒，夫妻二人一起合葬在南京江宁的响龙山。

　　研究人员认为，宋琥被削去爵位后，按照规制，他是不能使用特别高规格的陪葬品的，在宋琥墓中，共出土了47件随葬品，除了这件梅瓶，大都是平常器物、有的是很小的名器。所以说这件梅瓶很可能是宋琥生前用过的东西，是他生前喜爱之物，应该是由皇帝赏赐给宋氏家族的，死后便与他一起下葬了。

　　这件岁寒三友纹梅瓶是现存的唯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梅瓶身高41.7厘米，器型完整无缺，瓶口窄小，颈短肩宽，瓶身渐收，瓶子的底部微微外撇，造型整体看上去优美而匀称。明初洪武官窑对瓷器质量的要求变高，烧制时胎体瓷化程度较高，坚质细白，已经逐渐摆脱元代“至正型”瓷器的厚重粗笨的风格，展现了明瓷的新风貌。

　　始于元代 釉里红瓷器

　　岁寒三友纹梅瓶用釉里红工艺烧造，这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的一个瓷器品种，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它是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但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在1300摄氏度左右的窑火中进行，因氧化铜在高温之下变成红色，故称釉里红。

　　当时釉里红瓷器数量极少，火候稍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褪色，纹饰不连贯。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傅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

　　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器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因为洪武皇帝喜欢红色，所以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这种瓷器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

　　正是因为釉里红瓷器的独特性，成就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更是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岁寒三友 高洁的品格

　　岁寒三友纹梅瓶腹部描绘的图案是松、竹、梅，这三种植物的组合通常被称为岁寒三友，这个说法流行于宋代，林景熙《王云梅舍记》中描述道：“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

　　松、竹、梅这三种在冬天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的植物，坚毅不拨的青松，挺拔多姿的翠竹，傲雪报春的冬梅，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它们在岁寒中同生，被人们称誉，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松树早在唐代吴道子时就常被画在壁障上，后世多在山水画中运用，也有单独画松成幅的。竹是文同笔下的“常客”。梅的画法在杨无咎时创出后，后世画梅能手也层出不穷。到赵孟坚时才把松、竹、梅放在一起，创“岁寒三友”之格。受其风气影响，自以后常作为瓷器的装饰题材。

　　岁寒三友纹梅瓶上描绘的竹子挺拔清秀，松树则苍劲有力，梅花迎风绽放，有趣的是，这件梅瓶上除了岁寒三友之外，还别具匠心地增添了一株芭蕉，多层次的布局，使梅瓶上的图案产生了立体延展的效果。研究人员认为，这也许是追求画面美观对称的缘故，明代洪武朝的岁寒三友纹饰都添绘一株芭蕉，这种情况还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独特的艺术造诣，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中，演绎了一轮又一轮岁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