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中文系的教书先生比其他专业的先生更有意思，个性纷呈，讲起课来是信手拈来，妙趣横生。

　　西师中文系的课程中，最难的，莫过于周显忠先生的先秦文学。诘屈聱牙的《离骚》《九歌》《天问》，坐而论道的诸子散文，每每读得头大。偏偏周老先生一丝不苟，每每“惨无人道”地要求将《离骚》《诗经》诸文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直背得我们叫苦不迭。

　　周老先生上课喜穿一袭灰布衣服，朴素得近于寒酸，脸上甚少见到笑容。每次上课之前，必抽背。背不住的，必招来一顿严厉的批评；背得溜熟的，才换来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有时他也会身先垂范地背上那么几段，特别像过去私塾里摇头晃脑、拖声长气、吟哦不休的老先生，只差手里拿一把戒尺。所以，我们深以为熟谙四书五经、离骚天问的周老先生一定不食人间烟火。某日，一位同学兴奋地跑到我们宿舍来宣布一则爆炸性新闻：我在西师街碰到周老师啦！你们猜他怎么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齐声逼问这位卖关子的同学：周老师到底怎么啦？他宣布的答案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周老师买了一只大西瓜抱在手上！”都认为周老师是居庙堂之高，不知道他也会处江湖之远地去做诸如买西瓜这类凡夫俗子的事情。

　　正因为这个严厉的具有夫子气的先生的“威逼”，我们才受到了最正宗的、原汁原味的国学的熏陶。还记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君子之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淑女之态，至今还保留着对“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高洁品性的向往，以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正义良善的追求，还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上进的精神。

　　除了古典文学的熏陶，还有现代文学开阔我们的眼界。将现代派文学引入课堂的，是陈昌明先生。他为我们讲授写作课，第一堂课就是介绍卡夫卡的《变形记》，“格列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荒诞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感到格外新鲜有趣。

　　昌明老师彼时刚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来西师任教，比我们稍长几岁而已，年轻但不乏稳重，冷峻之中透着几分温和。上他的写作课是我们中文系学生的一大乐事。不但可以聆听现代小说、戏剧、诗歌，还可以享受自由的课堂气氛。昌明老师上课喜手执茶杯，呷一口茶，再徐徐吐出诸如“二月开白花”之类的纯美诗句，犹如口吐金兰，让人沉醉。记得那时初入学，正是阴雨连绵的秋季，同学们大多离乡背井来到西师求学，远离家乡与亲人，怎不伤感。昌明老师分析了戴望舒的《雨巷》，油纸伞，连绵的细雨，悠长的雨巷，寂寥惆怅的基调，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怀交融，我们在感同身受之中，体味着现代诗歌之美。

　　写作课的自由，一是在古今中外美文鉴赏中进行师生的平等交流，二是即兴写作，兴之所至，摹景状物，抒情记事，甚至来点意识流，都被包容、被接纳。青涩文字，只要有些亮点，就被老师赞赏、鼓励。我的一篇习作《秋雨》，借景抒发思乡之情，被昌明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妙手著文章”也就成为我的一大人生追求。

　　李怡老师则是年轻而充满活力。

　　彼时的李怡先生刚从北师大毕业，被同学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才气。他的《外国文学》甫一开课，同学们便挤满了课堂，争相目睹才子的风采。李怡先生面对一百几十号学生，总是慷慨激昂地从头讲到尾，声音始终清澈透亮，堪称奇迹。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熟读了《红与黑》《人间喜剧》《艾玛》《巴黎圣母院》等名著，也逐步了解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复杂人性。

　　李怡先生讲课带有典型的诗人特质，善于联想，充满激情。印象最深的是他将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两个人物进行对比，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开拓了我们的思维。以至于我们后来在璧山中学实习时，竟也模仿李怡先生的这种比较教学法。

　　中文系的先生还有许多，难以一一记述。如果说我们现在岗位上小有成就，或者还有那么些许的内涵、品位，或者说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永不停息的对高贵灵魂的追求，全赖于当年恩师们的谆谆教诲，殷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