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0日，我30岁。

　　其实我不是喜欢过生日的人，大多数生日，我动态都不会发一个。

　　但今年有些不一样。所谓三十而立，到了这一年龄，应该是人格、学识、事业自立的时候。另一方面，30岁，也是我告别“年轻”的时候。

　　也许是意义特殊，对于这一天，我想过很多种画面，唯独没想过，会在疫情暴发时，来到湖北武汉一线。

　　说起来，来到一线，还有些“预知”成分。

　　大年三十晚，陆军军医的逆行者们刷爆了朋友圈，本报首席记者陈维灯在单位群里说，若要派记者随队，让他去。我看到这话，接了一句：“带上我，我给你当实习生。”

　　说完这话，我走向客厅，问父母：“如果我要去一线，你们同意吗？”父母有些奇怪，却很自然地说：“当然同意，你能去，是好事。年轻就是该去经历。”

　　大年初一晚上，部门群再次宣布，市里成立疫情特别报道小组，部门抽调人选。本部门首席记者、也算我老师的陈钧入选。当时我私信他：“这种事，不是应该让我这样没结婚的人先上吗？”他回复我：“你是以后的希望，应该我先去。”

　　我敬佩他，却依旧有些不甘。我主动向领导请战，希望能够上一线。领导回复，名额有限，但请战意愿已收到。

　　也许是运气，几个小时后，刚睡下的我接到电话，问是否愿意前往湖北一线。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有不少朋友问过我，为何要去一线，甚至有外地朋友打来电话，把我骂了一通，他是担心我。我内心想法很简单，到前方去，去见证，去历练。

　　从大年初二到湖北，我跟着医疗队奔赴了多个地方，从孝感到汉川，又从汉川辗转武汉。这些日子里，我与不少医护人员打成一片，也更加明白“负重前行”四个字的含义。

　　来自重庆急救中心的杨晓娟，平易近人、笑容满面。她说自己的梦想曾经只是相夫教子，对担任队长有很大的压力。面对采访，一再叮嘱我，她不伟大，更多是责任。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的邬超群，每天坚持写一篇随笔。她的女儿也在学医，看到母亲的随笔后，她也写了一篇随笔，说以母亲为骄傲，以后有机会，也要主动上一线。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的贺炜，其爱人是渝北区人民医院首批进入隔离病房、面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他选择主动报名，有自己的“私心”——把爱人替换出来。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的罗雪，在武汉酒店领取物资时，意外地发现了大学的班长——重庆市涪陵区中医院的况柯羽。两位95后拥抱在一起，他乡遇故知，人生幸事。

　　……

　　接触中，我发现，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是平凡人，他们会害怕、担心，也有自己的软肋与弱点。他们不是圣人，但医者仁心、职责使然，便义无反顾、领命向前。

　　前方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典型，况且我笔力不足，难以把他们每个人都谱写。但是，这些零碎、细节的东西，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也因为身在前方，更能感同身受。

　　生日的下午，第三批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微信群里，突然出现了几张照片——医疗队责任病区楼下的梅花开了。群里瞬间热闹起来，这朵朵梅花，让队员们看到了春天，也坚定了希望：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那一刻，我坐在办公桌上，一边看着队员们的交流，一边整理采访素材。背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电脑屏幕上，有些反光。

　　我转过头，望了望窗外，没有舍得把窗帘拉上。

　　（本报特派记者发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