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让我坚持岩溶研究60多年·重庆科技报数字报
好奇心让我坚持岩溶研究60多年
第03版:科技新闻·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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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让我坚持岩溶研究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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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6 月 07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与在渝院士面对面
对话中科院院士、西南大学教授袁道先——
好奇心让我坚持岩溶研究60多年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袁道先院士。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人物名片

  袁道先,男,1933年生,浙江诸暨人,国际著名地质学家、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联合国国际岩溶研究中心(IKRC)学术委员会主任,岩溶环境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科协副主席,西南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顾问,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有一份工作,需要你长年累月在野外风吹日晒、跋山涉水、钻洞下河,斗毒蛇、爬悬崖……你能坚持多久?

  你一定会问,这是什么工作,怎么会这么苦?

  这份工作,叫岩溶研究。在西南大学,有一位教授已经坚持了60多年——他就是今年85岁的中科院院士、我国岩溶学领域的先行者,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袁道先。

  科研生涯中,袁道先身背岩溶地质工作者的“三件套”(铁锤、罗盘、放大镜),走遍了全球45个有岩溶现象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连续主持多个岩溶学领域的国际项目,令我国岩溶学走在世界学术前沿,也推动了全球的岩溶研究。

  并且,袁道先压根不觉得辛苦。当和重庆日报记者谈到岩溶研究,他眉飞色舞,话语间带着笑意,一口气说了近两个小时,期间甚至没停下来喝一次水。

  是什么让袁道先对旁人眼里的苦差事甘之如饴?在与重庆日报记者的对话中,他说,好奇心是他科研道路上最大的驱动力;而重庆,则是他的科研好奇心最先萌发的地方。

  对科学的好奇在重庆青木关萌发

  谈科研动力:有好奇心就有科研的力量

  重庆日报记者:您现在是重庆的一名教授,但我们了解到,其实您也曾是重庆的一名学生——1944年,您跟随家人迁至重庆,并于1944至1946年间就读于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中央大学附中。请问这段时期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您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袁道先:那是我的中学时期,也是我初次萌发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的时期,非常难忘!

  当时正逢抗战,我就读的中央大学附中有许多师生经历流离之苦,我也有切身体会。因此,全校上下师生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学好知识,奋发救亡。

  中央大学附中集中了大批从英美等国“海归”的名师,老师们全心全意地将他们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传授给我们。并且为了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他们经常讲科学大家的故事。

  例如,我们的生物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达尔文十几岁的时候醉心于研究昆虫,到野外捕虫,双手各抓了一只虫,准备带回去研究。这时突然迎面又飞来一只没见过的虫,怎么办?达尔文毫不犹豫,张开嘴含住了虫子。

  这故事对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震撼很大:达尔文怎么能这么勇敢,他不害怕虫子有毒吗?生物老师解释说,达尔文对于昆虫的好奇远远超过了恐惧,所以他不害怕。

  这就是好奇心的力量啊!在我自己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因为始终有对岩溶现象的好奇,所以我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枯燥。有好奇心,就有破解问题的动力,也就有科研的动力。

  除了对科研的好奇心,中学教育还为我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老师们有留学经历,英语水平很高。为让我们学好英语,他们特意举办英语课文背诵比赛,我背诵《卖火柴的小女孩》,拿了全校第二名,也是我中学时代拿的大奖之一。

  由此,我对英语的兴趣一发不可收。后来能够到国外做岩溶研究,实在要感谢中学时期老师们悉心教授的英语知识。

  成昆铁路有座建在大石头中的隧道

  谈科研成就感:要始终坚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重庆日报记者:您的科研生涯起于好奇心,如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请问您在科研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袁道先:说起成就感,那一定是体现在脚踏实地的野外考察、实地工作中。我们地质工作者,应当“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国家、为社会、为群众做实事。

  上世纪60年代,我作为勘察队副总工,到金沙江参与成昆铁路建设。

  众所周知,成昆铁路有一段经过金沙江河谷,打牢地基事关重大。那时,我们住在河谷中一个叫花棚子的地方,帐篷就扎在金沙江南岸上。白天,我们到四周勘察地质情况,晚上住在帐篷里。

  经过几天勘察,我们发现,帐篷竟然是扎在了一整块巨大的石头上。这块石头有多大呢,仅长度就有500多米!宽30多米,厚度大约有50米。

  最奇怪的还不是这石头大,而是找遍整个金沙江南岸,也找不到同类的石头。这个“大个子”,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过了江,在金沙江北岸找到了大石头的同类。问题严峻了:如果大石头是从北岸来到南岸,那它下面一定还有河道上常见的鹅卵石。我提出,如果要在大石头上搞基建,标准就要按照鹅卵石地层来做,而不能把大石头当做地层。

  当时,我的看法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这么大块的石头,不可能自己从北岸“跑”到南岸,它就是南岸的地层。但一条铁路,关系着多少人的生命财产!为了将来的安全,我坚持己见。于是,考察队派出两名技术人员和一个机组,跟着我到大石头上打钻孔勘探。

  说实话,那时我很紧张。钻机一打下去,耗资不菲,万一我的观点有误,就会造成浪费。结果,钻机向下打了50多米后,我们发现下面就是鹅卵石!

  这个结果,让大家都一身冷汗:还好没有直接在大石头上建设铁路地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严格的勘察和建设论证,后来,我们在大石头里建了一条隧道,就是成昆铁路花棚子隧道。如果你坐火车经过那里,可以观察一下这条特殊的石中隧道,很有意思。

  探查地下河闯进野生蛇大本营

  谈野外风险:岩溶研究需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气

  重庆日报记者:您在科研生涯中跋山涉水,是否遇到过危险?您怎么看待科研事业中的风险?

  袁道先:跋山涉水,本就是岩溶研究的一部分。中国最早的岩溶学研究者,就是明朝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他的《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许多岩溶现象。当然,在野外,难免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

  1979年左右的一件往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惊险。当时我带了一个年轻助手,一起到桂林和兴安之间探查地下河的情况。我们钻进当地山上的溶洞,顺着洞穴往下走,很顺利地找到了地下河。

  做完勘察,我们高高兴兴地往回走。但洞口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助手就说,老师,我先把您推上去,您再来拉我。

  我到了地面上,刚转过身准备拉我的助手,突然发现面前多了个东西——一条剧毒的金环蛇从岩壁上垂下来,挂在我和助手中间。

  什么都来不及多想了!我举起手里的地质锤,对准金环蛇一阵猛敲,把它敲了个稀烂。然后拉出助手,两个人赶紧往回跑。

  没想到,没跑几步,地上又冒出来一条蛇!我们绕开它,隔一段又有蛇!还好,这些蛇都不如那条死了的金环蛇厉害。我们步步小心,终于顺利回到山下。

  当地老百姓听说我们去了溶洞里,都非常惊讶。原来,那里是当地出了名的蛇窝。我们误打误撞,闯进了野生蛇的大本营!

  人在困境中,往往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潜力,我平时最怕蛇,但面对金环蛇,完全忘了害怕,最后也成功脱险。这倒是更让我对野外考察增添了信心。

  从事岩溶研究,绕不开野外考察,必须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气。同样,科学研究中,难免会遇到风险。但我们不能因此裹足不前,而要理性判断,客观分析。科技工作者应当勇担风险,顶住压力,用实验证明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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