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 上医与重庆的情缘
第016版:人文巴渝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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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西迁 上医与重庆的情缘

杨现洲 宗华月/文

    上医在重庆歌乐山的校舍大门(1941-1946年)。

    歌乐山上医附属医院大门。

    上海医学院支援重医教材标本仪器清单(部分)。

    重庆医学院成立及首届开学典礼。

    钱悳在查阅资料。

    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建院基地示意图。

    重医成立初期的校门。

    国立上海医学院1944级毕业生合影于重庆歌乐山。

    歌乐山上医附属医院手术楼。

    歌乐山上医附属医院内科病房。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11月22日至30日,“情牵沪渝·爱国奋斗”——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展在重庆医科大学缙云校区举行。

  展览通过照片、影像、实物等再现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脉络,让现场观众感受到城市变迁之中深邃的医学人文气息。

  本次展览特别增添了上海医学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办学,以及它在1949年后分迁重庆创办重庆医学院的内容,将老一辈上医人胸怀大局、爱国奋斗的“西迁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诠释了上医与重医之间的深情厚谊。

  展览 触摸近代中国医学跳动的脉搏

  此次医学人文历史展以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历程中的大事件为主线,从“近代西医东渐”“近代中国医学教育进展”“近代医疗机构与医疗服务”“抗战中上医内迁重庆办学”“近代中国医学人文精神”“解放后上医西迁创建重医”等多个版块,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再现了近代医学的发展脉络。

  展览展出了书籍、证书、住院单、成绩单、奖章等各类展品百余件,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发展史,勾勒出医学发展中的社会变迁,让观众近距离触摸到近代中国医学跳动的脉搏。

  尤其是上医两次西迁的内容,让年轻人了解到上海医学院为重庆医学院的创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看到近代中国医学以及中华民族走过的艰苦奋斗道路。

  回溯 上医与重医的血脉亲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烽火中,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现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了保存医学的火种,迁至昆明白龙潭,后又于1940年辗转迁至重庆歌乐山,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迁回上海。

  抗战时期,在重庆歌乐山办学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同山城人民共渡国难,由此结下了深情厚谊。1949年以后,重庆工业发达、贸易兴隆,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加之人口稠密、病种繁多,医疗预防任务繁重,急需建立一所高规格、高水准的医学院。

  1955年,为改变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状况,国务院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经中央批准,上医抽调部分力量建设重庆医学院。

  重庆医学院的筹建得到了上医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仅1956年7月到12月,上医无偿地向重医赠送了价值约11万元的教材、标本及科学科研仪器设备。

  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奠基人、上医创始人颜福庆,著名外科学家黄家驷等参与了重庆医学院的筹建和创建工作。时任上医副院长钱悳、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左景鉴等400余名上医人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溯江而上,远赴巴山渝水,拓荒西部,白手起家,创建了重庆医学院及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科医院。

  人物 扎根在重医的上医人

  自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上医向重医派遣人员的工作历时6年,总计调出402人,其中教师、医师260人,教辅、医技60人,护理52人,党政、后勤30人。这里面年纪最大的52岁,年纪最小的仅16岁。他们带来了上医优良的办学传统和严谨治学的学风,克服了新校设备不足、资料不全、交通不便、文化生活单调等困难,忘我地投入工作。

  其中52岁的钱悳当时已是国家一级教授、上医的副院长。从上海到重庆,各方面都要做出巨大牺牲,但钱悳没有丝毫犹豫就毅然答应了。不仅如此,作为将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他去动员其他人时,也是“一分钟就解决问题”。

  复旦大学2007年出版的《回首老上医》记载,当时钱悳动员李宗明、毕婵琴、陈曼丽等人支援重庆时,大家都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在钱悳的带动下,李宗明、司徒亮、石美森等25名正副教授,以及一大批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举家迁往重庆。

  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的左景鉴,带着妻子和孩子举家来到重庆,负责重医附一院的筹建并担任重医附一院首任院长。为了表达扎根重庆的决心,他毅然把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18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子交还给公家。

  时任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副院长的石美森教授,小儿子出生后因严重缺乏营养患上佝偻病,石美森给儿科系学生讲营养不良的课程时,常常带着儿子去给学生们示教,演示佝偻病的症状与体征。

  今年76岁的邵大保,1958年来到重庆时仅有16岁,如今已整整60年,他将自己的青春与余生都献给了重医,“亲眼见证了重医的发展与成长,如今的成绩足以告慰曾为它付出心血的上医人,希望重医越来越好,为祖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医学人才……”

  传承 将开展西迁口述史研究

  在展出的1956年“重庆医学院工作人员情况调查表”上,有这么一栏:“尚有哪些具体困难需要组织帮助解决”。今年91岁的上医老校友裴润方,是当年创建重医的普通一员,他在这一栏里写到“无任何问题”。简短的五个字将“西迁精神”生动地诠释出来,让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一览无遗。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西迁”只是一个历史片段,而“西迁精神”则是西迁群体接续奋斗的历史积淀。

  据悉,下一步,重医将与复旦大学大学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紧密合作,开展西迁口述史研究、校史书籍的编写、新校史馆建设等系列工作,把“西迁精神”作为文化的精彩华章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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